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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美贸易争端下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思考

时间:2019-03-09 11:29 来源:未知 作者:澳门赌场

  中美贸易争端下,我们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,不能简单地跟随美国的关税政策走,解决顺差问题的思路也不同于解决逆差。

  2018年3月至今,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。时值年中,如何看待中美贸易问题的实质、前景及政策选择?笔者思考如下。

  根据以往的经验,美国的经济增长只要在2%以上,欧洲增长1.5%以上,我国出口都会有相对较高的增长。所以对于出口增长,尤其对于欧美出口的增长,不必太过担心。贸易形势可能没有那么坏,没有必要太悲观,市场自身有着一些内在的机制。

  笔者认为,在某种意义上,美国也没有真正想大打贸易战。对中兴通讯000063股吧)一剑封喉,但最后放了,说明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中兴通讯与微软、英特尔、IBM、高通等都有合作,封锁中兴通讯对美国企业也不利。通过罚款、改组,大大降低了中兴通讯的研发创新和赶超能力。这也说明当贸易制裁真正影响到美国重要的公司、普通民众利益的时候,美国政府会有补救措施。例如,美国6月15日发布的加征25%的关税清单中,删除了4月拟加税清单中的515种商品,包括电视机、电锯、热气球、雪地摩托车和垃圾压缩机,部分制药和医疗产品以及某些钢铁、铝产品等。此外,据媒体报道,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26日通过口头表决一致通过了一项《综合关税法》,同意降低超过1600种进口商品的关税,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。

  25%的关税是对340亿美元,对2000亿美元的出口征收关税是10%。按照贸易战标准这并不高。2017年2月2日,美国商务部发布最终裁定认为,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补贴,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。确认这些进口产品的反倾销税率在63.86%至76.64%之间,针对强制应诉企业“山西太钢不锈000825股吧)钢有限公司”的反补贴税率为75.60%。这一反倾销税将生效持续5年。

  历史上,美国贸易战时的关税是比较高的。如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保护关税法案,对棉花、生铁、纸张和玻璃原料及其制品实行特别保护,关税税率提高到7.5%—30%,征税范围占进口品的43%;1824年达到47%,1832年以后又有所降低,但到1857年,一般都高于20%。南北战争期间,平均关税达到48%,1872年降低到了10%,1875年又提高到内战时的水平。1883年既有降低也有提高,1890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麦金莱税率,把进口税率提高到平均38%—49.5%,个别商品税率如钢铁、玻璃、棉织品、麻织品、布料的进口税率在50%—60%;1894年8月,通过了减税法案,把羊毛、青铜、木材列入免税之列,但平均关税税率也达到30%—39%。

  高关税曾经推动了美国的出口,抑制了同类产品的进口,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增长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税,则是在持续不断下降的。在已经下降了的情况下,提高10%、20%的关税,对于中国来说影响有限,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,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格相对低,价格弹性(我国同类产品只有国际价格的1/2到1/4)和汇率弹性较大。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,冲击力比较大。因为发达国家价格体系相对稳定,价格和汇率弹性小,关税提高对市场的压力较大。

  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从2005年的8.27升至6.11,升幅达30%多,我国企业也都适应了。在升值过程当中,企业不仅没有削价竞争,而且还提高了价格,且提价的幅度超过了汇率上升的幅度。这说明,企业对出口价格的适应能力很强,或者说出口品的价格弹性很强,大多数企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应该能够适应10%、25%的税率。关税提高不是关闭市场大门,仅仅是一个价格调整的幅度。我国的高科技产品或者说机电产品的价格弹性要好于其他商品,而且关税提高对国内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,经过一定时间,企业会逐渐适应。这些企业通过调整城市、区域布局,就可以通过降低土地、房租、用工成本等举措来降低价格。真打贸易战,关税会很高,高到对方产品无法进入本国市场。现在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  我们真正需要担心和考虑的问题是:如果说美国提高10%和25%的关税不起作用,中国对美国出口依然增长,贸易顺差仍很大,美国后续是否会再搞反补贴、反倾销,把关税提高到40%到50%甚至更高。这样就会关闭市场的大门。这个时间过程大体在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之后和2020年连任之后。这需要观察,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应对策略。

 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,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振兴美国经济。其对内的目的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。这些新举措让世界看不懂,甚至使盟友、伙伴翻脸。尤其是提高诸多产品的关税,并威胁关税报复者扩大加征额度;还禁止各国企业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,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等,给世界经济蒙上了危机的阴影。

  一些战略家对特朗普感到陌生,发现用过去的政治学、战略学、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,既把握不住也预测不了特朗普的行为:人们尚未掌握、习惯企业家成为政治家的思维逻辑。在笔者看来,特朗普让诸多国家感到不确定、不可捉摸,其实是市场的变幻莫测培养了他的思维方法并运用到国家竞争中。企业家对利益、数据和市场是敏感的,为国家、为选民解决自身的最大问题,谋取、获得绝对优势地位和利益是最大的政治。

  美国海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种负担沉重,国内最大的问题是解决近8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,这可以大大降低美国的财政负担,减少进口扩大出口,增加就业和百姓收入,使得技术创新、增长率保持绝对的竞争优势,让美国再次强大。这自然就会赢得选民支持。美国在7国集团中,最近十年,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,其经济规模远超六国中的任何一国。2016年,日本经济49386亿美元,是六国中规模最大的,但也只有美国的26.05%;但2016年,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3%,中国的追赶成为美国的压力。1993年,日本经济的规模也曾经是美国的66%,1995年甚至达到74%。不难看出,特朗普是想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远远甩开,使其在经济、技术创新和未来产业竞争优势上,绝对无法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压力。

  围绕上述目标,特朗普必定是多措并举,包括以退为进,放弃美国已经建立的一些全球化体制和机制,试图用贸易逆差、美元交易和清算、美国的技术和制度等优势,让美国的实力更为显著。他不要名义的领导地位,而是要实力上的领袖地位。在对外方面,他试图建立起以美国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制度,自信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制度下,美国能够取得优势地位,而实际未必能如其所愿。

  2015年8月,人民币的一次性贬值,引起了市场恐慌,也带来外汇储备的减少,增加了央行调控市场的压力。2017年第一季度以后,人民币升值,央行的调控压力减小,市场恐慌情绪消失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,保持汇率的稳定,更有利于市场预期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。况且,汇率持续下跌,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,也不利于解决贸易顺差问题。

  美国提高关税的实质不是贸易战,而是颠覆性思路的招商引资政策战。国内降低所得税、高调保护知识产权、提高关税等,实际就是吸引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建立工厂,就是增加进口成本或迫使竞争国家降低关税,扩大美国的出口。要求盟友增加费用开支等,是减轻美国经济负担,保障美国经济的稳定、创新、增长活力。

  贸易战打击全球价值链,这个价值链不是国家之间的,而是跨国公司的。价值链的布局在哪里,跨国公司可以根据成本、价格和利润以及配套、便利等条件,随时调整。因此,关税的实质是吸引跨国公司调整国别投资布局,鼓励企业到美国去设立工厂。加征关税的政策出台后,给予了美国企业豁免期,这等于给予了跨国公司撤资的时间,以确保其无损失撤资。

  美国现在一系列的举措,是从贸易逆差角度来考虑的;而我国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大。笔者认为,中国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解决贸易顺差的问题。

  一是转贸易品为投资品,把顺差的贸易品转化为在东道国的投资,促进其发展,减少其进口。这是解决贸易顺差最重要的手段。

  二是改变贸易顺差的货币结构。为什么美国有巨大逆差?因为美国如果没有逆差,美元就不可能国际化,因此逆差对美国不是问题。美国真正担心的是顺差国的产业在未来占据了国际竞争优势。对此,我们要研究货币的计价、结算、交易,用各国本币进行计价、交易、贸易、结算、投资,并建立起清算支付体系。当然这是比较长远的战略。

  三是强化竞争优势。中国具有美国不具备且学不了的竞争优势。如人口多、市场规模大、产业产品配套好、产业链条长、人才充足、交货时间有保障等,中低端产业的性价比具有压倒性国际竞争优势。我们要用这个优势,吸引美国高端企业到中国投资。

  四是转弱势为优势,加大开放力度。我国经济也存在很大的弱势,这就是缺乏有效可靠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。与发达国家比较,我国市场开放度不足(包括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度不足,教育、医院方面很突出)。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、开放,就会有更大的吸引力,吸引高质量的外资。

  五是发挥潜力,解决技术差距。原始创新需要从民族特色和历史沉淀的技术中去寻找并进行突破,这种创新不会涉及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而导致侵权诉讼。比如中医的药物炮制有各种特殊的方法,这些需要特殊的器械、容器、工具和设备来生产,研发这些技术和设备就是中国独有的。此外,很多手工方面的不可言传的经验,转化为可测量、控制的现代技术、设备,也有着广阔的前景。